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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九十月，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1921年7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共一大却因为维经斯基回俄，陈独秀在穗，通过了一个既不能清楚表达共产党最高纲领，又极端自我孤立，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明显较前有所倒退的决议。决议对于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断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联系，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其他政党一概采取攻击的态度。会议虽然仍旧不能不推举陈独秀做领导人，实际上却明显地在反对陈独秀关于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不赞成陈独秀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不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是否就此有过争论，会议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较陈独秀更加“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是说得通的。

既然全党“幼稚”，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体执行。但是，在中共，乃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有人说陈独秀一开始就向共产国际闹独立，从上面的情况看，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

对俄国人“孔步亦孔，孔趋亦趋”，当然不是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许多人都回忆过陈独秀的性格，对他的“家长作风”印象深刻，尤其蔡和森关于陈独秀对CY中央的一个决议“大发雷霆，碎之于地”的描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称陈独秀是“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不管陈独秀的性格是否真的到了“脾气暴烈，桀骜不驯”的程度，他对共产国际不会完全服服贴贴大概是真的。

有记载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春“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不知道陈独秀与马林是否为此有过口舌冲突，至少马林当时就记下了这一情况，说：他4月间几度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而“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我们的同志”，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后有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是不会拒绝联合国民党的。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之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赞同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同这时唯一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就在他反对马林建议的同时，他还在写文章呼吁劳动阶级要援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他之所以反对马林的建议，纯粹是因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员，必然要以服从国民党的领袖和主义为条件，这难免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损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马林的建议后，写给这时已回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都不同，国民党联合美国，甚至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太不相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受其束缚，绝不可能。

但是，这时共产党只有几十个人，要想推动中国革命，非联合在南方有相当影响和基础的革命的国民党不可。为此，陈独秀不止一次地写文章呼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后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主张，却均被孙中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实行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了。

1922年8月12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再度劝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赞同党内合作。8月28－30日，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不难想象，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现实条件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性，都促使陈独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如同陈独秀一年以后报告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但马林当时的笔记却显示，更多的讨论其实是在会前，会上的争论已不严重。他写道：除了广州方面以外，“我们团体内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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